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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长春环保工程小编给大家分享了关于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部分内容，今天继续分享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关注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相关内容。

　　中国环境报：事权上收、省以下垂改等体制机制改革之后，生态环境监测队伍发生很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队伍管理建设，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准、全”？

　　陈善荣：作为生态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国家环境监测事权上收和省以下垂直管理改革，本质上都是要化解生态环境监测的行政干扰和利益冲突等问题。事权上收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问题，省以下垂直管理重点理顺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两者不是简单地统收统管，而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运行机制的根本性调整，建立起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随着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机构职能调整转隶等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监测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化监测机构成为重要力量。新常态下，采样分析、自动站运维等大量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由社会机构完成。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受生态环境部委托，具体负责运行管理环境质量国控点位监测事权，就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国家网运行维护。在管理这支3000多人组成的队伍上，总站有自己的办法。

　　首先，我们以质量管理和廉洁管理为两条底线，把这支队伍纳入到总站的内部管理体系中一起来抓，把对总站工作人员的要求向这支队伍延伸，实行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职业操守。比如，节假日廉政提醒会一起传达给他们。再比如，同样要求他们在运维过程中拍照、记录，留下视频资料备查。其次，在与运维单位签署的运维合同里，我们还首创了廉政条款和责任条款。在签合同之前，额外增加两个签署项目：投标承诺书和履约承诺书。凡是要投总站的标，必须先签投标承诺书，承诺质量和廉洁底线兼守，否则就不要买标书；凡是中了总站的标，要先签署履约承诺书，承诺满足质量和廉洁两方面要求，否则就不能签合同。正式合同里也载明，凡是没有履行这两项承诺的内容，发生了质量或廉洁方面的问题，将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包括扣款、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理。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制度，所有合同的签署都直接由总站与运维单位“一把手”完成。这其中的要求细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运维人员如果被发现与总站工作人员私下吃一次饭，就要被扣掉合同款项的10%，最低10万元，这对企业的震慑力是很大的，吃一顿饭就是10万块钱，这个代价不小。这样一来，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就成了单纯的业务合作关系，除了合同上的利益关系，其他一分钱的经济往来都没有，他们只需要一心一意把运维工作做好。最后，在总站的监管之外，我们还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对运维公司进行不定期、不间断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每月通报督促整改，严重的还要上报生态环境部进行查处。比如之前发生的西安、临汾数据造假事件，都是我们率先发现问题，报到生态环境部，再由公安部列入大案要案来查办的。通过以上措施，保障了数据的权威性，用这样一套数据来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是完全有说服力的。生态环境监测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支撑，应推动传统监测向生态环境监测转变。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提出，要推动传统监测向生态环境监测转变，这个“转变”都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您对未来生态环境监测的发展方向有何思考？

　　陈善荣：我们研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是破解我国复杂环境问题的重要攻坚期，生态环境的管控因子将从常规污染物向新型、复合型、持久性污染物转变，并逐步对生态系统和环境健康有所侧重；管控区域将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城市群一体化联防联控不断加强；管控手段将从控源减排和环境质量达标考核，逐步向风险防控和生态修复延伸。生态环境监测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支撑，也应推动传统监测向生态环境监测转变。在全面深化主要环境要素监测（含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的基础上，逐步向生态状况监测和环境风险预警延伸，着力构建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估与考核体系。助力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的同时，为约束企业达标排放、引领精准治污和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支撑。

　　具体来说，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从常规理化指标向有毒有害物质和生物、生态指标拓展，从浓度监测、通量监测向成因机理解析拓展；监测点位从均质化、规模化扩张向差异化、综合化布局转变；监测领域从陆地向海洋、从地上向地下、从水里向岸上、从城市向农村、从全国向全球拓展；监测手段从传统手工监测向天地一体、自动智能、科学精细、集成联动的方向发展；监测业务从现状监测向预测预报和风险评估拓展、从环境质量评价向生态健康评价拓展。

　　长春环保工程小编了解到从传统的环境要素监测，逐步向全方位的生态环境监测发展，在发达国家也能看到这样的趋势。未来的生态环境监测方向，一定是更接近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